在有关“五四”的叙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论述长期占主导地位，历史学者陈以爱的最新系列专著“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则将目光转向东南，以新视角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她笔下的“东南集团”是一批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作为政、学、商、报各界的复合体，他们的人际网络及运作模式，对上海的五四运动有深刻的影响。
年4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举行线上讲座，围绕“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之一《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年）展开研讨。讲座由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主持，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陈以爱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与谈评议。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东南集团”视角为“五四”研究带来的新发现与新问题，以及未来“五四”研究乃至民国史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
陈以爱：从“东南”重探“五四”
陈以爱教授的研究起步于学术文化史，最初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探讨新文化运动高潮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兼及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形态，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在学界广受赞誉。在最新的“五四”系列研究中，她将目光从北京转向上海，探讨年5月至7月间的一连串事件，聚焦政治性的爱国运动，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与“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往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转向”殊为明显。不过，她更愿以“通向”来描述这种转变，因为史学研究中的领域区隔系人为设立，各个面向本应互相关涉。
那么，“通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契机是什么？为何聚焦上海重探“五四”？什么是“东南集团”？“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何在？陈以爱教授从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视野谈起，进而介绍了“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系列的写作缘起、构想与重点内容。
陈以爱表示，不带理论预设，而从事实和现象出发，提出适切解释，是她研究历史时的原则。她特别提到恩师逯耀东、吕芳上两位先生的影响。前者提示她注意把人物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考察人物、著作和时代的交互作用，使其在治学术思想史时不愿局限于一个学校、机构或某本著作，而注意到与“人”相关的社会网络及政治联系。后者则促使她在与政治外交史前辈的对谈中思索可以对话的视角，最终提出学术文化史上的“南北”问题，正式从学术史拓展至政治史，并在她此后十余年的探索中持续地予以督促、期勉与帮助。
视野转换之后，一些新材料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先是一封“难解的信”将镜头转向上海：年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出走；5月22日，蒋梦麟和黄炎培有一封联名私函寄予胡适，眉批中还有沈恩孚的加笔。信中讨论蔡元培出走后北大的前途，讨论未来的布局问题——若北大受政府压力，将南迁到上海成立新的学校；新大学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如何安排已到中国的杜威等等。牵涉内容之广远超想象。这封信收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史料集中，史料集未经排印，是原版影印，包含写作者笔迹、信纸中其它非正文内容等重要史料信息，引起一众学者关切。这份材料使陈以爱感到，需要考察黄、蒋、沈及与其相关的江苏省教育会，并研究其组织运作方式、南北策略乃至与北京教育部的人事关系等问题。此外，年胡适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也引起注意，这封信写于胡适初见黄炎培之时，信中称黄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胡适所言使人意识到此中“有补课的必要”。于是，晚清至五四前后的一批社会精英，从教育会到实业界、报业、出版、银行等各界人士纷纷进入视野，包括张謇、赵凤昌、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郭秉文、聂云台、穆杼斎穆藕初兄弟、史量才等等，他们在五四前后的互动与活动都值得深入查考。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5.2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5.2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接下来，该如何称呼这群社会精英？若以“江苏省教育会”代称，“教育会”不免框限读者的想象。由于这群人在籍贯上遍及江、浙、湘等地，在身份上覆盖政、商、学、报各界，最终陈以爱以“东南集团”为之命名。陈寅恪弟子石泉先生曾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提出晚清时有三大团体，分别为立宪派之士大夫集团、北洋集团与南方民党，三团体之间有分合错综之关系。陈以爱认为，这一“东南集团”可视作立宪派之士大夫集团的延伸。过去鲜少有人注意到“东南集团”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由于所涉问题错综复杂，陈以爱表示将以“三部曲”作相关探究：第一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意在探讨五四东南集团的人际网络及动员方式，以了解上海学潮的发生脉络及社会底蕴；第二部“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考察上海的商学城市联盟，及“三罢”发生过程与落幕原委；第三部“国家的建立：商教的政治联盟”，讨论东南集团在“五四”后的新动向，及其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案。
随后，陈以爱教授就已出版的第一部曲《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做介绍。全书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探讨五四时期东南纱业集团如何制造“商战”舆论，并将之落实到有组织的持续行动上。在这一时期的抵制风潮中，学生的毅力固然惊人，“运动家”的本事也不能忽略；“商战”既与民族复兴有关，也符合集团自身利益。
以经济制裁为抗争手段确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现象，但陈以爱指出，无论是讨论商战舆论还是抵制运动，探讨范围都不应局限于年，甚至应早于民国。清末即有抵制运动的案例，其中不乏成功者。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抵制风潮，在这场运动中，张謇集团不仅参与其事，更主导舆论方向，李登辉等人亦通过寰球中国学生会发动抵制，并扩张到其他省份乃至海外。比较年的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和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会发现五四运动在抵制手法、发动舆论的方式、对学会和报刊之运用乃至参与人员等方面，皆呈现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延续性。创立于抵制美货运动时期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一批社会精英参与社会舆论塑造、发起抵制运动、促动商学两界合作，是“抵制”和“运动”的“老手”。不过，五四时期的商战和抵制运动，力度更强，覆盖面更广，参与者更加广泛。
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可以上溯至年，有三个人物值得注意：聂云台、黄炎培和余日章。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是“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时他们曾一同乘船远渡重洋，赴美开展过实业和教育访问，其事可见于黄炎培日记。他们自年起联合江苏省教育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寰球学生会等团体，通过教育体系和报刊媒体宣传引导，发动商界、学界响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以学生为宣传队，扩大宣传效应。陈以爱特别指出，认为抵制日货可以有效打击日本在中国商业的发展、强调抵制日货有效性，这一论述体系的形成，其中有美国在华商业领袖、报业媒体人物以及大学教师的参与。从私人文件来看，这些人与聂云台、张謇等人有私谊，其往来交流也多涉商战话题，代表人物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大来、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麦等。若以英文名检索这些五四商战的核心人物，可获得许多相关重要史料，并从中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网络和线索。
示意图：东南集团的商战网络（示意图均由陈以爱教授提供）第二章论述“上海公共团体的转型蜕变”，强调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学生并非孤立运作，而与其他团体有密切关系。其中，中华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两个老牌机构成为核心组织，逐步派生出其他新设机构，产生覆盖面广泛的社会网络，以上海为基地，影响力遍及各埠及海外。本章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系统的运作：其一，五四前上海公共团体完成组织蜕变的过程，进而增强了社会动员的技巧与能力；其二，这一系统制造“联美制日”的舆论，使中美亲善成为主流声音。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时人看法和学者研究，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组织效率上甚至超过政党。不过，周著认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是这两个会的会员，其说有误。上海反日运动的一大重镇“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于年，是孕育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重要团体。但此后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日校和夜校，因此最终参加上海学联的只是日、夜校，而非寰球中国学生会本身。上海学联成立后，其会址正是设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直到年6月9日被工部局勒令离开。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什么能够成为上海学联办事处、全国学联筹备处、成为它们的庇护机构？关于这个问题，陈以爱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应出自颜惠庆回忆录，因为他是寰球中国学生会最初发起人之一。根据颜氏的说法，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学生会而设，该会创办人均为世界基督教学生会及青年会等组织中的活跃人物。基督教青年会具有宗教特征，其董事和职员必须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则只能成为普通会员。寰球中国学生会则是对这些教会相关组织的“非基督教化”，使得非基督徒也能参与其中，以触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
辛亥革命后，寰球中国学生会内部发生了人事变迁。颜惠庆进入外交界，李登辉的工作重心则放在复旦大学，他们无法再继续顾及会中事务，这时朱少屏成为会中的核心办事人，而伍廷芳和唐绍仪则是名誉领袖。年上海学联成立之前，寰球中国学生会曾再次焕发生机，表现得非常活跃，陈以爱认为这除了朱少屏个人的活动能力之外，也和该会招收会员的新办法有关。寰球中国学生会在招收会员方面积极模仿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其是男青年会），学习其组织、动员、宣传模式，如开展徵求募金运动等。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是上海的重要公团，由美籍干事帮助成立，后来华人干事的数量虽增，其办事方式仍效仿美籍干事。最近几年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青年会在至年代在社会上层中的影响力。据陈以爱观察，各地教育会成员许多注意到青年会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乐于效仿与合作，例如在江苏省教育会及其相关组织中，余日章、王正廷、郭秉文等人均有青年会背景，并在会内推广青年会模式。
到年之前，上海几个重要的上层公共团体，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青年会等，都存在学商联合现象，且商界赞助人名单常常在不同公团中重复出现；同时，各会的董事名单也多有重复。这些公团采取联合行动，对外宣称“联美制日”，鼓吹“中美亲善”，对内则推动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如国语运动、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禁烟等运动。针对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陈以爱绘制了“上海公团关系网络”图，以反映中华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男女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几个核心公团及相关公团之间的复杂关系。
示意图：上海公团关系网络第三章考察“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以复旦之于上海，犹北大之于北京，是学潮的领导中心。然而历史镜头中的“复旦学校”或“复旦学生”，往往以笼统的称谓出现，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本章剖析复旦校长李登辉的社会关系，进而论述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陈以爱指出，不应满足于复旦与上海学联关系密切、是上海学运中的重要机构这样的简单结论，而应深入考究更多问题。复旦大学为何被称为学潮的领导中心？通过哪些人物如何构成对上海学联的核心领导？这些人物的社会网络及背景又如何？要解答这些问题，须对具体的人物与背景一一考察。与校长李登辉相关的中文材料并不充分，在《密勒氏评论报》所编的《中国名人录》（WhosWhoinChina）中却有李登辉传记，篇幅较长，可能由李登辉本人提供了资料。但《中国名人录》有不同版本，各版本中的文字有所增减，不同版本包含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特征。复旦校史也是必要的参考材料，但在后来的编纂中受时代影响，许多材料也已消匿，如李登辉与青年会的关系就被淡化。幸而现任复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先生在写作《李登辉传》时，曾运用复旦大学收存的部分资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年前后李登辉的形象。同时，透过一些其它资料，也可以还原李登辉当时的政治联系。李登辉与孙中山的关系常常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遭到强化，事实上，李在辛亥革命这一关键时间点前后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人及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很深。因此，在考察李登辉本人相关的问题时，需要对资料审慎辨别。陈以爱通过四组传记文字，辅以其他材料，说明李登辉立足沪上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锐利审视，指出四种传记及其时代之偏蔽，一方面还原李登辉的历史面貌，一方面也呈现了一部人物“变形记”。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当时复旦的董事会情形至关重要，校长任免和经费使用均在董事会掌控之下。五四运动前后，前述提到的余日章、王正廷、聂云台等都是复旦董事会成员。此外，董事会成员还有广东商人陈炳谦、劳敬修、简照南；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旧交通系关系密切的唐绍仪、唐露园；上海交通银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公会重要成员钱新之等。学生方面，复旦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生有瞿鸿机之子、聂云台妹夫瞿宣颖；俞大维之弟、聂云台之侄俞大纶；唐绍仪之子唐榴；绍兴绸商之子、后来发表多篇回忆文字的朱承洵；上海学联会长、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何葆仁等。其中，唐榴和俞大纶又都参加过上海中华童子军协会，接受过准军事训练。陈以爱指出，在五四上海学生集会中反复看到的会操、升国旗、敬礼等种种仪式，和学生所具有的童子军背景密切相关。同时，身着童子军服的学生和军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将在本系列的第二本书中有所探讨。
复旦学生和其它大学的学生关系也不容忽视。学生的升学、转学、兄弟不同校等情况，在复旦与一批其它学校，如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东吴法科、澄衷学等之间形成了联系，同时，参加青年会也使得同市、跨市的不同校学生之间产生往来。针对“学”这一问题，陈以爱在书中绘制了“复旦大学华洋网络”展示了复旦大学与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她尤其注意复旦通过青年会、教会等网络与英、美人士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运动风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示意图：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第四章题为“上海学联的呱呱落地”。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正式成立，正值“五七”国民大会后不久。当时上海工部局认为上海的运动风潮始于五七国民大会。事实上，“五七”国民大会并非由学生发起，而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参与策动、由各校校长带领学生进入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参与的。在“五四”期间，校长、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微妙，他们并非总是保持一致，但在很多事务上有所合作。陈以爱指出，要深入了解“五七”国民大会之内幕，不单要看公、私方面的不同记载，而且要看华、洋方面的不同记载。上海学联的组织架构并非完全模仿北京学联，前者早期有小学加入。这些小学的代表，往往并非小学生，而是任教师乃至更重要职位者。罢课时，5月26日起只是中等以上学校罢课，直到6月5日上海罢市时，小学才陆续参加罢课。每个学校如何选择参加学联的代表，也各有情况，甚至有学校如务本女中，学生全然不知自己的学校参加了上海学联，仅有教职员级别的人物参与，这就使得教职员在学联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他们或担任学联中的评议部、执行部职员并参与投票，或作为顾问在重要的大小会议中列席与议，如黄炎培就是顾问之一，留美学生会成员中亦有任学联顾问者。在罢市之后，学生并非独立决定学联的动向策略，而是有长辈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些外国人任学联顾问，如东吴大学美籍法科教授任法律顾问。
学生的参与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陈以爱就此撰有“点将录”，罗列十几位重要参与者的背景、活动、社会关系，发现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社会上层。学联成员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亦十分密切，据陈以爱估计，学联中约有五千余名大学及中学生是青年会（含市青年会童子部，和校青年会）成员，这些学生擅长组织、演说、宣传、募款和推广社会服务。在上海，甚至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的学生活动中，常见“平民教育”、“义务学校”等话语，陈以爱怀疑与青年会有关。李登辉本人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部长”，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及上海学联成立的重要推手，他的多重身份背后所蕴含之复杂关系亦值得探讨。在社会支援方面，聂云台、穆藕初和简照南是上海学联重要的资金赞助者，除此之外，学联还得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各方的捐款。各大报馆亦提供支持，例如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就和学生领袖关系密切，上海学联及分会有大量消息、活动报道、宣言等，都经由《时事新报》进行宣传，由此也可看出研究系不仅在北京、也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部专著中，陈以爱以丝丝入扣的写法观其澜、溯其源；尤其注重资料对读，发掘隐微的叙事，其细密的研究过程不啻为辨析史料的示范。在报告最后，她总结研究心得，认为做五四运动的研究，不能以新文化运动为限、不能以“非基督教运动”后思潮为限、不能以北京学生的五四叙事为限、不能仅以言论家的文字为限、不能以史料选辑的视野为限、不能以中文史料为限。她指出应以“整体史”和“组织史”角度研究“五四”——“整体史”角度，即综合考察中外教育、商业、政治、宗教、出版业之运动作用；“组织史”角度，即重视各组织的核心人物及各组织之相互联系。同时，在研究中要“深描细写”，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个人和群体的才智手段，探究其在历史上起怎样的作用。针对“五四”在上海，要考察东南集团的网络，以及社会公共团体的动员力量，而不能仅观察上海的学生而止。她认为，上海的学生可以说是一批优秀的模仿者，模仿了他们的长辈。同时，应注意在年代苏俄式政党动员方式传入之前，已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即青年会式的社会动员。东南及其它地区士绅所追求的强组织力、宣传力和动员力，在青年会这一组织的大本营中得到了锻炼，进而在“五四”这场运动中得到了一鸣惊人的展现，并给时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启示。
对谈：“五四”研究的可能性
主讲人报告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分别作评议发言，陈以爱教授一一做了回应。以下是四位学者的对话，内容经发言人审定。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短短一小时的发言不足以囊括陈以爱教授这部著作的精彩之处，我推荐大家打开书去读。
陈以爱教授的写作特点是“深描细写”，这在《动员的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本书中涉及大量从前我们不太